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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如今已成為北京無法擺脫的一個標簽。
早在17年前，因申奧治理大氣污染而成立的北京“藍天工程”課題組就已預見到，PM2.5（霧霾的主要成分之一）將是未來大氣污染控制面臨的難點問題。
從那時開始，北京鉚足了力氣推進空氣污染整治工作，霧霾也成為被整治的一部分，盡管這個詞在當時還未廣為人知。
期間，外遷高污染、高排放企業，提高機動車排放標準，從而削減污染物基數；革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增設了PM2.5監測指標，來反映大氣污染度的真實情況；制定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建立了一整套應對污染天氣的應急響應機制，來削減污染物的濃度峰值；參與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探索區域性聯防聯控的機制……
北京十余年來的“抗霾”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績：與1998年比，2011年大氣中年平均PM10濃度下降了39.4%；PM2.5自2013年監測以來年平均數值三連降，今年前11個月累計平均濃度為7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6%。
然而，北京“抗霾”的成績單，距離2017年PM2.5年均濃度60微克/立方米的官定目標還有不小差距。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數值與公眾的實際感受仍不相匹配，霧霾在今年仍然來得兇猛且頻繁。
外界期望，北京在“抗霾”方面能夠做得更多。
PM2在1998-1999年間占比已高達61%
“在1997年……有的日子,人們的呼吸也會感到不暢，好像有異物被吸進；人們習慣了北京‘灰蒙蒙的天’，看‘白天的太陽像云中的月亮’……很少有人意識到，我們的大氣質量出了問題。北京的大氣質量真的出了問題，并且在1997年、1998年兩年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
這是《北京日報》2002年的一則報道，回顧了北京1997-1998年間遭遇的空氣“異常情況”。
這種“異常情況”，實際上就是如今廣為人知的“霧霾”現象。但在彼時，人們尚未使用 “霧霾”一詞，而“霧霾”的主要成分之一PM2.5這一概念也尚未走入常識。
1998年，北京再次申奧，國務院將北京市列入全國唯一的環境治理重點區域，要求限期治理。
此后， “霧霾”作為北京市大氣污染的一部分，也被納入了一攬子整治措施中。
當年8月，北京市召集一批環境領域專業團隊，開始單獨針對空氣質量進行治理對策研究，名為北京“藍天工程”。
“藍天工程”研究課題集中了當時國內最先進的大氣監測儀器和設備，以及數十名多年從事大氣環境研究的國內外頂尖專家。
在1998年10月至1999年12月期間，經六次大型綜合性現場觀測研究和一些專題監測研究，課題組得出一個非常超前的結論：PM2.5將是今后大氣污染控制面臨的難點問題。
大氣綜合觀測結果顯示， 1988年至1998年10年間，北京市大氣中總懸浮顆粒物（TSP）平均質量濃度變化不大甚至略有減少，但是不同尺度的粒子濃度卻發生著重要變化，直徑大于 2微米的粗粒子減少約10%左右；而直徑0.1-2.0微米的粒子增幅達15%以上。
檢測數據還顯示，北京市大氣中粒徑小于2.0微米的細顆粒，在1998年至1999年間比例達到了61%。
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在回顧這個課題時稱，這標志著北京的大氣污染由煤煙型污染，轉向煤煙與尾氣疊加的復合型大氣污染。
但問題來了，當時的空氣質量衡量指標中，顆粒物一項里并沒有PM2.5這一標準。彼時的標準，才剛將PM10（直徑小于等于10微米的顆粒物）納入監測中。
PM10，又稱可吸入顆粒物，這類顆粒物可通過鼻腔長驅直入深達肺泡，成為所有常規大氣污染物質中對人體危害最為嚴重的一種。
從1981年開始，北京的總懸浮顆粒物指標（TSP）和二氧化硫的監測數據已向全球大氣監測系統上報。PM10在1996年被修訂進《空氣環境質量標準》中，1998年左右被納入到北京的空氣監測指標中。
在這個年代，PM2.5還停留在科研用語階段，其廣為人知并納入國家層面的監測指標體系中，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奧運年PM10濃度比9年前下降66.48%
乘申奧東風，在“藍天工程”課題組立項之前，北京市的治污行動已經開展。
按照《北京市環境污染防治目標和對策（1998-2002）》，1998年2月，面向社會民眾的市區空氣質量周報開始發布，保證北京市民及時了解全市環境狀況；8月，新的《輕型汽車排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公布。
此后，為控制煤煙型污染、機動車污染、揚塵污染、工業污染而制定的四大對策、18項具體措施在北京漸次鋪開。
從1998年末開始，北京市實施總投資達122億美元的環境改善計劃，為治理煤煙型污染，北京市提出改善能源結構，“煤改氣”、“煤改電”、低硫煤得到大力推廣。
機動車排氣污染控制方面，北京市制訂了一套嚴于國家標準的地方機動車排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全面實行汽油無鉛化。對近18萬輛1995年以后上牌照的在用車、10萬輛1995年以前上牌照的在用車，加裝對應的尾氣處理裝置，使其基本達到新的排放標準。
值得一提的是工業污染源的控制，截至2000年，有60多家企業遷出市區，按照1999-2004年《北京市工業布局調整規劃》，四環路內企業還要每年搬遷出市區20-30家。
各項整治措施推行兩年后，北京市區大部分燃煤低矮面源被消滅，綠化率達到36%，大氣的四項污染指標平均下降了20%。大氣中二氧化硫由120微克/立方米下降至71微克/立方米，相當于倫敦、巴黎、東京、首爾4-8年的下降幅度。
雖然成績顯著，但仍然無法慶賀。
公開資料顯示，2000年北京“空氣質量二級和好于二級天數”為177天，不到全年一半，據《科學新聞》雜志 2000年的消息，北京在當年應該“秋高氣爽”的9月15日至10月20日，“真正的藍天、白云不過十日”。
2001年7月13日，申奧成功的當晚，時任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奧申委環境生態部部長余小萱激動萬分地稱，申奧成功是對前一段北京環境治理工作的肯定，更艱巨的任務還在后頭。
秉承“綠色奧運”的理念，北京繼續推進“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企業外遷和機動車排氣污染控制工作。
到2010年，北京累計有300家“三高”企業停產退出，位于北京市東南部的化工企業已全部關停或搬遷。奧運前后，北京冶金、電力、化工、建材四大傳統重污染行業的結構調整基本到位。
北京大學醫學部教育部流行病學重點實驗室馬寧等人在奧運會后統計，北京自申奧后共制定與改善空氣質量相關的法規、標準57部，其中有21部涉及能源結構改善，42部涉及機動車污染治理，22部涉及工業大氣污染治理，17部涉及揚塵污染治理。
從數據來說，北京市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績單：全年空氣質量二級和好于二級天數”從2000年的177天，增加到2008年的274天，PM10年均濃度一項，2008年較1999年下降了66.48%。
PM2.5被“推入”官方監測標準
盡管環保部門發布的空氣優良天數劇增，但公眾感受到的霧霾天數卻也在持續增加，以至于很多人質疑官方數據的真實性，稱北京是”被藍天“。
根據中國臭氧監測試點工作統計，2009年全年，試點城市中發生灰霾的天數占監測天數的14%至57.8%。
投入了如此巨大的社會成本追求“藍天白云”，卻依然沒有改變百姓眼中“灰蒙蒙”的天空，問題何在？
一個原因是，大氣污染整治的速度跟不上污染排放的增長速度。
1998年至2012年，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翻了三倍，超過300萬輛，常住人口接近2000萬，一環套一環的道路仍在向外延展。根據《2012年北京市環境狀況公報》，2012年全市污染物排放量大致相當于在2011年全市污染排放總量的基礎上，再增加一個小到中型城市的排放量。
而官方數據與公眾切身感受存在偏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霧霾主要成因的PM2.5一直未被納入空氣質量評價標準之中。
據南方周末2011年報道，彼時在不包括PM2.5的空氣污染指數下，全國70％以上的城市空氣質量可以達標，如果PM2.5采用世界衛生組織第一時期過渡標準，將其納入修訂中的新國標的話，城市空氣質量的合格率可能會下降到20％。
就在一年前的2010年，環保部擬第二次修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時，呼聲很高的PM2.5指標并未能被納入強制性監測體系，而是作為制定和實施地方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參考污染物。
所幸，各方呼聲最終將PM2.5“推進”到官方的空氣質量評價標準中。
2011年底，歷經3年20余次修改后，《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二次征求意見稿中，將PM2.5、臭氧（8小時濃度）納入常規空氣質量評價，并收緊了PM10、氮氧化物等標準限值，提高了監測數據統計有效性要求。
自2012年開始，北京不再使用“空氣質量二級和好于二級天數”指標，改用主要污染物濃度下降率指標，其中就包括了PM2.5。
北京從2013年開始全面監測PM2.5濃度值，結果顯示2013-2015年該數值實現了三連降。
雖然PM2.5數值在持續下降，然而從公眾的感受來說，霧霾依然在兇猛且頻繁地襲擊北京。
今年11月底襲擊北京的霧霾非常嚴重，多處空氣質量指數爆表，一個監測點的數值甚至逼近破千。這場霧霾才過去四天，接著就來了第二輪霧霾。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稱，在污染物基數沒有得到有效削減前，冬季即便藍天再現，空氣污染仍如懸頂之劍，在不利氣象條件催化下，隨時可能再次落下。
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已改版3次
削減污染物基數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短期內則要靠在霧霾來臨時啟動應急響應機制，以減緩污染物累積進程，削減污染物的濃度峰值。然后，等風來將霧霾吹散。
2013年9月，國務院下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首次提出了環境污染應急管理的任務。一個月后，北京市就制定下發了第一個城市環境污染應急預案并啟動實施。
2013年底，一場波及25個省份，100多個大中型城市的霧霾來襲，全國平均霧霾天數達29.9天，創52年來之最。環保部隨之緊急下發《關于加強重污染天氣應急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敦促各地政府編制應急預案。
各地在一年后交上答卷：20個省（區、市）、近2/3的地級市編制了應急預案，共發布200余次重污染天氣預警并采取響應措施。
但北京市制定的應急預案在實踐中卻陷入了一場爭議。
在今年11月底一場異常嚴重的霧霾過程中，北京在將近五天的空氣重污染中一直維持橙色預警。而按照應急預案規定，重污染持續72小時以上，應該發布紅色預警。
北京環保局給出的解釋稱，重污染曾在第三天出現過短暫緩解，因而不符合啟動紅色預警的條件。
民眾的感官并不是精確的機器，北京環保局的解釋演變成一場“橙紅”之爭。
北京在四天后的程度較輕的第二輪霧霾襲擊中采取了“補償”措施，提前31小時啟動了橙色預警，隨后又升級為紅色預警，實行單雙號限行、中小學停課等措施。
這些應急措施取得了成效。北京工業大學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教授程水源稱，“從數據看，北京市采取預警措施后，污染物平均減排比例是30%左右，若沒有采取這些措施，PM2.5的濃度將會比現在升高10%左右。”
雖然輿論對北京預警“橙紅門”的質疑得以平息，但關于北京預警體系的科學性問題也引發了人們的反思。
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主任張大偉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表示，目前的《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確實存在問題，比如預測明天可能空氣質量相對好轉，但是今天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是否能夠啟動更高級別的預警？他認為，預案確實缺少這方面的考量和劃分。今后肯定會對這些問題進行考慮，及時進行調整。
張大偉還稱，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已改版3次，經過這次空氣重污染過程，有可能未來會做進一步的修改、完善，將污染程度、持續時間等一并考慮進來，作為預警啟動的前提條件。
與周邊五城試點聯動預警
霧霾在城市上空飄來飄去，不受地界束縛，因此對其治理也不能一城或一省各自為戰。
2012年，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洪峰曾表示，北京空氣中“有24 .5%不是北京產生的污染，主要是天津和河北來的，天津現在燒煤近7000萬噸，河北燒煤2億噸。”
彼時洪峰就指出，應該建立國家層面的京津冀協調機構，確定地區治理的產業結構，制定特殊的產業標準來解決這個問題。
次年10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以下簡稱“京津冀協作小組”）正式成立，涵蓋了北京等六省（市）和環保部等七部委，確定了重污染應急、監測預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
長期從事能源環境治理研究的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湯偉稱，區域性聯防聯控是一個長期且復雜系統性工程，不但需要中央政府協調，還需其他諸多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如河北無論污染物排放總量還是空氣中污染物濃度，遠高于北京、天津，但囿于經濟發展水平和自身財力，河北本省能力難以實現與京津同步治理，這將延緩區域環境質量改善的進程。
針對這種情況，“京津冀協作小組”在2015年5月19日召開的第四次工作會議上研究了“2+4”核心區的結對合作機制，具體而言，北京與廊坊、保定，天津與唐山、滄州分別對接，重點在資金、技術方面支持河北四市，落實重點工程項目。
除了區域聯合治理污染源，如何在霧霾應急響應方面實現區域聯動的長效機制，也是“京津冀協作小組”一直在在考慮的問題。
今年11月16日召開的“京津冀協作小組”第五次會議發布了《京津冀核心區域空氣重污染預報會商及應急聯動工作方案（試行）》第二次征求意見稿。
意見稿提出，當預測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滄州6市中至少有4個城市，空氣質量未來連續4天及以上、持續達到5級（含）以上重污染水平時，6市將共同提前啟動實施各自的最高一級應急減排措施，以遏制區域空氣中污染物的累積速度。
如上述試點方案能夠成功，未來還將逐步擴大到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全境。
一直以來，重大盛會都是中國推進污染治理的重要契機，也是摸索快速整治污染經驗的試驗場，“奧運藍”、“APEC藍”、“閱兵藍”都是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就曾說，“現在出現了‘閱兵藍’、‘APEC藍’，為什么？因為找到了根源，治理的措施是非常對頭的，只要下決心，這個問題是能解決的。”
2015年1月，作為北京冬奧申委主席的北京市市長王安順表示，申辦冬奧的意義重大，對霧霾治理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申辦冬奧將可促進基礎設施建設、霧霾治理和京津冀一體化。”
7月31日，中國申辦冬奧成功，北京攜手張家口獲得了2022年第二十四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權。
這是中國體育的一個好消息，也是北京治理霧霾的一個好消息。
（新聞來源：澎湃新聞）
